黄进兴:历史的转向——20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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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宣扬历史的重要性,对另另另一个 就浸润于历史意识的族群(中国与西方向来被认为另另一个 最具历史意识的文明,彼此的交流,史不绝书,但却本人 发展了别有特色的史学。Herbert Butterfield,The Origins of History,New York:BasicBooks,1981,pp.138-139。另可参阅杜维运师,《中西古代史学比较》,台北:东大图书公司,1988,第1章,页2),不免有着多此一举的感觉;尤其出自一位史学工作者的口中,更是有“老王卖瓜,自卖自夸”的嫌疑。另另另一个 拙文所要析论的“历史的转向”(The Historical Turn),乃系攸关西方现代学术史甫进行中的转折,其深刻的意涵或许对中国学术的发展,亦将有所启示。

   依字面的意思,“历史的转向”不外重新认领历史知识的价值或历史探讨的重要性。令人诧异的是,西方19世纪方号称系“历史的时代”(Age of History)、或“历史主义的时代”(Age of Historicism),克莱欧(Clio)这位历史女神才以学术盟主之姿,睥睨天下,甚至被冠以“学问女王”(thequeen of knowledge)的荣衔;盖自启蒙运动以降,历史的原则和历史的思考,取代了宗教和哲学在传统思想的位置,主导了学术的发展(攸关“历史主义”的中文介绍,或可参阅拙作,“历史主义:另另一个 史学传统及其观念的形成”,收入黄进兴,《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》,台北:允晨文化公司,1992,页11-116;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502,页3-82)。反观19世纪的一些社会科学,尚在孕育当中、嗷嗷待哺。试举史学大宗师兰克(Leopold von Ranke,1795-1886)的英国代言人艾克顿(Lord Acton,1834-1902)为例,他在晚年仍满怀自信地宣称:

   历史不仅是一门特殊的学问,为社 让 是一些学问的有这一独特的求知模式与妙招。(Lord Acton,Essays in Religion,Politics,and Morality: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,edited by J.Rufus Fears,Indianapolis,Ind.:Liberty Fund,1988,vol.III,p.621.)

   又说:

   每一门学科还要有另一方的妙招,除此之外,它们还要拥有有这一可不还要应用到它们删改为社 让 又相同的妙招:历史的妙招。(Quoted by Herbert Butterfield,in his Manon His Past: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,Cambridge: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1955,p.1note1.)

   显然对艾氏而言,历史的思考远溢于具体的历史知识。他的说词复传达了下列两项讯息:其一,在世纪之交,史学仍拥有不可忽视的分量。但更重要的弦外之音,却是道出新兴社会科学业已羽毛丰满,足以振翅长飞。要知19世纪里,酝酿中的人文科学无不有所谓的“历史学派”(historical schools),之类法律学、经济学等等,无一例外。但艾氏言说的时间点,适是一些学科趋于圆熟自信、纷纷开展出本门学科的研究取径,而亟与传统史学作出区隔的前夕(Lord Acton,Essays in Religion,Politics,and Morality: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,pp.626-627)。

   约略其时(1850—1890年代),西方学术界方刚爆发著名的“妙招论战”(Methodenstreit)。若取史学当作思考的主轴,对内则是兰布希特(Karl Gotthard Lamprecht,1856-1915)和兰克史学(Rankean historiography)的对决,前者标榜文化史,以宽广的研究取向、结盟一些学科,对抗专注政治史、制度史的兰克学派(Karl J.Weintraub,Visions of Culture, Chicago and London: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1966,chapter 4);对外,则是新兴的经济学与历史学派的竞逐。代表历史学派的席莫拉(Gustavvon Schmoller,1838-1917)于忍无可忍之计,猛烈反击古典经济学派缅格(Carl Menger,1840-1921)百般的挑衅。双方缠斗多时,牵连甚广,直迄20世纪韦伯(Max Weber,1864-1920)的时代,方告落幕[Frederick C.Beiser,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,Oxford:Oxford University Press,2011,pp.521-528。起初,新崛起的奥地利经济学派(Austrian School)的孟格大肆贬抑“历史妙招”于补救经济大现象的有效性,他推崇“公理演绎的进路”(axiomatic deductive approach),强调“理论”的重要性;反之,代表历史学派的席莫拉亟欲维护“历史妙招”的价值,重视经验的归纳性];然而该时的激辩却已敲响历史学派颓势的警钟。

   值此风云变化的分水岭,艾克顿虽力图重振史学的余威,但趋势显然对新兴的“社会学”(sociology)有利(Lord Acton,Essays in Religion,Politics,and Morality: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,pp.626-627)。而兰布希特又另外主张“心理学还而是 所有科学史学的基础”,时风易势,由此可不还要窥见(Quoted in Donald R.Kelley,Fortunes of History: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Huizinga,NewHaven and London:YaleUniversity Press,503,p.509)。尤其迈入20世纪初期,史学仿若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,节节败退、割地赔款。反观社会科学不仅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,为社 让 群起围攻史学固有的疆域,说是烽火四起亦毫不为过。

   首先揭竿而起的,便是美国以鲁宾逊(James Harvey Robinson,1863-1936)为首的“新史学”(TheNewHistory)[James Harvey Robinson,The New History: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,New York:The Macmillan Company,1912,chapter 3.至于西方不同样式的“新史学”(NewHistories),则可参阅Donald R.Kelley,Fortunes of History: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,chapter 12]。他亟倡导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,认为社 科学乃划时代的“新盟友”(thenewallies of history),含括学些是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、地理学等等,都有史学研究的新利器。而鲁宾逊有这一称谓“社会科学”为“新盟友”,无非欲与传统治史的 “辅助科学”(auxiliary sciences)有所分辨(“辅助科学”乃是传统史学治史的辅助工具,之类:钱币学、训诂学、版本学等等。“辅助科学”与“社会科学”之基本差别,前者为史学之工具,帮助辨伪、考订与解读文献;后者则提供史学解释的理论)。鲁宾逊发觉,即使是当今最了不起、学识渊博的大史家蒙森(Theodor Mommsen,1817-1903),只缘他对史前考古和学些是一无所知,竟连“冰河期”(iceage)或“图腾”(totemism)均闻所未闻,遑论一些闭塞不敏的传统史家了(James Harvey Robinson,The NewHistory: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,p.91。蒙森缘其巨著《罗马史》,于1902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)。此事宛如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(1869—1936)一度怀疑甲骨文是骗子造假的假古董,竟难以置信有“甲骨文”一事(参见李济,“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”,收入张光直、李光谟编,《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0,页790-791)。

   对应地,该时在中国承西学遗绪者,便是梁启超(1873—1929)的“新史学”[请参阅拙作“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──试论“新史学”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”,初载于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(香港中大),新第6期(1997),页263-285;后收入黄进兴,《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:另另一个 批判性的探讨》,台北:三民书局,506、509,页229-267;北京:三联书店,508,页217-255]。梁氏坦承:“史学,若严格分类,应是社会科学的有这一。”[梁启超,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,在“专集之九十九”(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》第23册,上海:中华书局,1936),页151。]乍听之下,仿若迫不得已的城下之盟;但稍加推敲,未尝不可解作梁氏企图将中国史学摆脱传统“四部”之学的纠缠(传统中国的学问分类为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,目录学特谓之“四部”),进而加盟西学的阵营。你这一觉醒不止限于个别史家,在教育制度亦有所变革。在教学上,1920年起,北京大学史学系即明订“社会科学,为史学基本知识,列于必修科”(朱希祖,“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”,《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》,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,1929,页70-71。又见其为社 炳松所译,《新史学》,“新史学序”,页1-2)。

   而留美归国的何炳松(1890—1946)更是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不遗余力,何氏一生的治史信念,可不还要从他对鲁宾逊《新史学》的译文中求索。《新史学》里有一小段话恰可作为答案,何氏是另另另一个 翻译的:

   历史可不还要进步、同可不还要有用,删改看历史可不还要用他种科学联合,不去仇视让当我们 。[鲁宾逊著,何炳松译,《新史学》,北京大学丛书10;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4初版,页76。原文见James Harvey Robinson,The New History: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,with a newintro.by Harvey Wish,NewYork:FreePress,1965,p.73。该书在美国社会与学术意义,可参阅:Richard Hofstadter,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:Turner,Beard,Parrington(NewYork:Knopf,1968)的相关章节。]

   这连从未踏出国门的吕思勉(1884—1957)亦深表同感,于评断乾嘉时期的章学诚(1738—1501)与当今史家的高下时,吕氏如是评道:

   他(章学诚)的意见,和现代的史学家,只差得一步。倘使再进一步,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。但你这一步,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。这是为哪几个呢?那是可能现代的史学家,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,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。(吕思勉,《历史研究法》,收入《民国丛书》第1编第73册;上海:上海书店据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影印,1989,页24-25。)

要知有清一代的章氏,乃是沉寂多时而晚近方才当令的大史家;另另另一个 依吕氏之见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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